5月14日，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称来南非访问的中国公务团太多太滥，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要花掉公款5000万元，人均花费5万至6万元(5月28日新华社)

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的成功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把国外的先进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然而，现实中的公务员“出国考察”完全变了味——出国考察是虚，而公款旅游才是实。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今年的一次会议上，讲过一个“幽默故事”。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参观。当地的官员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可能是我们去参观的人太多了吧。”

这个“幽默”故事背后，道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出国考察，确实是太多太滥了。一个事实是，近年来，借考察、培训为名，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党政机构和公共机构的一个普遍现象，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把出国考察、培训搞到乡镇一级。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已逾3000亿元，而且干部出国的势头还有增无减。

可以这么说，中国党政干部出国考察的自由度是许多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前不久，美国艾文市市长与中国某市市长在电视上有一段公开对话。当双方互致邀请时，美国市长“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如果访华，费用就属额外开支，无法支出；而中国市长则没有表示出任何对出国费用的顾虑，并“慷慨”表示将支付对方访华一切费用，反差就是这么大。

昂贵的出国取经潮，糟蹋了纳税人的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取来的经也未必都有用。再说，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有些“经”已不再需要像唐僧那样“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去“取”了，出国考察已不是唯一的学习方法。即便对那些必要的出国考察，我们也要严加管理。

其实，为限制出国考察潮，中央已多次出台相关规定，但一些地方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国考察热一直未能降温。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现行预算制度上的瑕疵有关。我国预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经费”性质进行分类的，把各项支出划分为行政费、事业费等等，造成“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出国考察费用便趁机混入其中。要刹住出国风，必须严格预算，对于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对出国考察费用进行严格控制。

没有制度约束，监督乏力，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官员公费出国旅游，除了得到媒体和公众的一些“口水”之外，总是“毫发无损”。在我国，纳税人管不了官员，官员不向纳税人负责，这也是导致一些官员无所顾忌地拿公款频繁出国旅游的主要根源。

诚然，官员出国游禁而不止，这其中固然有监察部门监督不力，对违规者“睁一眼、闭一眼”的现象，但仔细想想，综观各种禁令，其操作性也实在不强。出国考察，本是与国际接轨的一条通道，通过观摩、学习和借鉴，往往可以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但问题是出国考察与出国旅游如何界定？是否学到东西谁来评判，谁来监督，如何查处？恐怕这些体制上的漏洞，才是公费旅游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有海外人士说，英国某市政府宴请宾客，第二天都会把前一天宴会的菜单和报价公布在官方网站上，接受市民监督。我看这个制度颇有借鉴之处，是否可以在官员出国之前也把详尽的计划安排通过报纸、政府网站公布于众，并开通民意直达渠道，该不该出国，该谁出国，行程安排由公众或纳税人把关，事后考察的成果以及花费也公布出来，接受群众监督。官员出国考察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那么钱是不是花到了刀刃上，考察是否达到了目的，也应由老百姓评判。只有被公众或纳税人认可不是在糟蹋纳税人钱后再予以报销，否则自付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