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川，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国家二级大检察官，中央纪委常委

编者按：３月１１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和部分检察人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的专访。本网将本次专访部分精彩内容摘要如下：

沈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两会”特别节目“两会会客厅”。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开展了七项专项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就是他们挂牌督办了８０多件渎职侵权类案件，对于挂牌督办这个词，可能普通老百姓还觉得有点陌生。现在请上今天的嘉宾，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王振川。对挂牌督办这个词，您来给一个权威的解释好吗？

王振川：挂牌督办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对一些重大的或者有影响的，或者是比较典型的案件，将它们列入议事日程，纳入领导视野，经常关心它、督促它，并且督促某一级检察院把这个案子一查到底，而且有结果。

沈

冰：什么样的案件需要挂牌督办？

王振川：这个不是绝对的，当然有一定标准，一个就是说它造成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再一个是它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等。

查办案件也要有人情味

【解说】去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他们挂牌督办的４起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办情况，这４起案件分别是：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河北霸州派出所民警殴打盘问对象致死案，北京密云迎春灯展特大伤亡事故案和西安体育彩票造假案。

沈

冰：这些案件即重大的、典型的，实践中免不了都会涉及到一些地方部门、一些机构等等，这样会不会给他们的压力很大？

王振川：我们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如果是国家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那我们就不能管别的了，这在我们是第一位的。

沈冰：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考虑到这个地方现在发展势头很好，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案子，会影响大家的信心，挫伤积极性。那么这个地区的检察系统会不会跟你们协商一下，哪怕你不要现在查，挪后一点，等一个项目完成以后再来做？

王振川：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的，我们也要区别情况，考虑法律效果，考虑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比如说这个案子肯定应该查，但是这个时候它正在搞一个什么活动，我非要当场把他抓起来，那肯定有问题。我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怎么办呢？检察机关有规定，不能随便搜查、随便到哪个单位查封账号或开着警车到处叫，那绝对是不行的，一旦发现就要先停职后检查。我们深入地去查这个线索，先初查，感到确实有把握了再去做，如果感到时机不太适合，当然要改变做法，或者改变时间，这是完全可以考虑的。这个不影响法律效果，而且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沈冰：所以也是要看具体情况，并不是说在法律面前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王振川：我们有些检察院的规定很具体，比如说搜查犯罪嫌疑人家时，若他的家属或亲朋好友在，就先不要惊动他们，即使说应该搜查，也一定要把他们引开后再搜查。

异地办案是为了排除阻力

沈冰：假如有这么一个地方上的负责人，他认为任何情况下检察机关应该听地方政府的，有问题也别查，你看你们也是我们这儿管，钱也是我们这儿出的，怎么还是来给我们难堪呢？

王振川：你非常了解检察机关，人也是地方管，钱也是地方出的。我们的困难也在这儿。如果像你说的，某人确实犯罪了，我们有充分证据，当地某领导就是不让查，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给他的上级党委汇报。再一个就是发挥侦查一体化的作用，上级检察院把这个案子调上来，然后交给别处管，也就是异地办理。

沈 冰：（面向观众）案子挂牌督办了，你们是不是特别欢迎？

观 众：应当是很欢迎的，这是尚方宝剑了。

沈 冰：要不以后就考虑所有的案子都挂牌督办？

观 众：应当考虑影响重大、重特大或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督办所有案件高检院顾不过来。

王振川：法律对案件规定有管辖权，特别的案子我们调上来，但不能普遍使用。

查办渎职案件有四大难

沈 冰：现场有来自阜阳地区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这样一个案子对你们来说，难在哪里？

检察官：发现难，举报线索几乎没有，因为都是既得利益者。

沈 冰：王振川检察长，像他刚才讲到这样一种难度，如果是进行挂牌督办的话，你们会给他们一些指导意见吗？

王振川：是的。所以刚才讲的渎职侵权的案子，是非常难查的，比贿赂的案子查起来还难。难在哪儿，第一个是人们的认识往往还不够，因为渎职侵权的案子过失性犯罪比较多，所以这个大家容易谅解他，容易容忍他。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来说，我们的立案标准还是１９９７年搞的，应该说不太具体。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数目，过去说加起来到了１万块钱才能立案，但现在看来可能很不合适了；比如说有些国防林，有些防沙林，都是一些树棵子，很便宜，你破坏它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加起来它不值那个钱你没法立案。我们现在需要把立案标准具体化，最近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在近期一个月内出台。第三个就是还有保护主义，部门地方保护主义。

沈 冰：这也可以理解。

王振川：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好多是本部门、本地的利益，另外大家都不希望自己这里出事，出事影响不好，所以我们查起来都是发现难、查处难、起诉难、定性难。

沈 冰：在你们处理阜阳劣质奶粉案件的时候，定罪名是不是一个难点？

检察官：是的。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为了把握定性问题，专门到省检察院渎检处进行了口头汇报，去年我们一共办了５案９人，其中有三件都到省检察院专门作了汇报。

检察官：我是河南省南阳市检察院的干警，我们那里的渎职侵权案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判决难。

沈 冰：判决难？为什么呢？

检察官：主要原因就是在认识上法院跟检察院有差异。

沈 冰：王振川检察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振川：他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原因在哪里？刚才我说到了，一个是立案标准。比如贪污贿赂５０００元就可以立案，５万元以上算大案，这个非常明确，但渎职侵权的案子，重大损失或者重大影响，到底是个什么程度？认识上会产生不一致的地方。

沈 冰：那像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您会给基层检察院什么样的建议？

王振川：如果说法院有道理，那么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是尊重法律。如果说我们感到确实有问题，那我们可以提起抗诉，请法院重新来考虑这个案子，这是法律监督的一种，我们可以对法院的判决行使抗诉权。

沈 冰：您稍等，我们拿一块题板上来。

王振川：（笑）考我？

沈 冰：今天谈的内容很专业，对普通观众来说可能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我们刚才讲到渎职的几大难，是侦查难、发现难、取证难、定性难。还有什么难？

王振川：这就已经够难了。

沈 冰：那哪个最难？

检察官：都有不同的难点。目前可能最难的还是发现线索，因为渎职犯罪的隐蔽性比较大。

沈 冰：它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隐蔽？有哪些方法、手段它可以隐蔽起来？

检察官：很多渎职犯罪当事人双方都是既得利益者，没人愿意让你去查处，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举报的。另一个，渎职犯罪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老百姓不知道，当然也不大可能来举报，即使被侵权了，取证也非常难，为什么呢？时过境迁，有些非经济损失也不明显，我们从哪儿去取证呢？所以难度非常大。

预防的效果是润物细无声

沈 冰：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王振川检察长有无治本的答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现在你们做得更多的是惩治？

王振川：我们目前做的多是惩治，因为我们是办案单位，我们不办案不行，但前几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搞预防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有职务犯罪预防厅，这个厅是专门研究怎么预防职务犯罪的。

沈 冰：就像侦查、反侦查一样？

王振川：对，我们有成套经验，比如说我们利用办案来研究发案，利用个案研究类案，研究犯罪的成因、犯罪的规律和预防犯罪的一些对策。

沈 冰：您一直说研究对策，这有没有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王振川：这也是大家不了解检察院的职责，不太了解检察院做的工作。我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比如说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做什么？一是个案预防，某个案子发生了，我们就这个案子来研究预防，怎么不再发生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专项预防，比如公共投资的一些大项目，我们深入进去和有关单位一起搞预防，这叫专项预防。还有一个叫系统预防，我们深入到一些容易发生犯罪的系统单位，来和他们研究预防犯罪的对策。举例说，有个省收过桥费的人员互相勾结贪污过桥费，我们发现后，就和这个省的交通和公路部门研究怎么预防，避免发生类似问题，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怎么能堵塞这个漏洞，建议他们建章立制后，他们每天要多收１００万元过桥费。

沈 冰：说说效果怎么样？

检察官：预防的效果不像办案那么直观和有把握，它的效果是滞后的、长期存在的，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但一旦发生了效果，又是很稳定的。就像道路上一个陷阱，一个人掉进去了可以把他拉起来，但如果不把它填满，还会有人掉下去。我们通过查办的案件知道了一些发案的环节、部位和手法，我们提出有关防范的建议和对策，有关主管单位采纳后形成它内部的一些制度。比如我们在金融系统提供了很多建议，金融系统加强一些内控机制，你想犯罪也犯不了，所以说预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制度建设，当然也辅助教育，使他本身不想犯。

沈冰：如果算一笔账，会不会预防的成本跟最后损失的这些差不多？

王振川：不会的，预防的成本肯定要低。

（标题为本网所加，图片为王振川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