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长江７５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４日，我终于结束了三年的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被县知青办招录到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检察院担任法警工作。

刚到单位上班时，县检察院和县公安局、县法院三家同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院子拥挤不堪，嘈杂声、当事人哭闹声不断，但三家在一块，案件运转得比较快，不必跑远路。公、检、法三家共用一个食堂，到吃饭的时候要排很长的队打饭，打完饭大家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小圈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很有情调。当时检察院的办公条件也非常简陋，整个检察院连我加上正、副检察长总共只有８个人。大家挤在两间几乎能望见天的砖木结构瓦房里办公，七八张简易木桌和几只木凳就是我们的办公设备。没有打字印刷机，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就是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全院同志还是满怀激情、精神饱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取得辉煌成绩：曾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记集体一等功；１９８２年我院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通令嘉奖，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还曾到我院视察。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我和刑检科的陈养心科长到距离县城六七十里路的张家乡十里滩村取证。工作完毕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俩骑着自行车走在乡村坑坑洼洼的土道上，自行车左右摇摆、颠簸。骑着骑着，我听见“扑通”一声，陈养心科长摔倒在地，我赶紧下车摸黑把他扶起让他坐在路旁的土坎上，陈科长痛苦地告诉我：“右膝盖疼！”我赶紧掀起他的右裤腿，用手摸他的伤处，感觉湿湿的，就急忙从他的口袋掏出火柴划着一照，他的膝盖被摔破，血流不止。看着黑茫茫的夜，无奈，我只好用我口袋里的手绢替他包扎好伤口，稍事休息后，我和陈科长就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县城走，回到检察院时已是午夜三点多钟。

一年后的一天，我们检察院办公室接到渭南市检察分院通知：省检察院给我院下拨一辆“长江７５０”偏三轮摩托车作为办案用车。听到这个消息，全院上下一片沸腾。把这辆军绿色三轮摩托车从省检察院装备处接回来的那天，全院同志都在院子里围着那辆偏三轮摩托车这摸摸、那看看，个个欢喜。老检察长张忠宪叼着烟袋，像孩子一样跨进摩托车偏斗，坐在弹簧座垫上晃来晃去。

这辆三轮摩托车接回来以后，经过院里研究决定由我驾驶，具体执行办案、送达法律文书、押解罪犯等任务。我从检察长手中接过三轮摩托车钥匙，心情非常激动，非常爱惜地用新棉纱把它“全身”擦了一遍又一遍。

在经过大荔县法院法警的短时间训练后，我很快便能驾驶摩托车上路了。刚学会驾驶三轮摩托车下乡办案的一天，我和经检科的郭希昌同志到本县羌白镇农业银行营业所办案取证，刚进营业所主任的办公室还未坐下，就见一位老农民急匆匆地跑进来对着营业所主任大喊：“我在你们营业所里取钱哩，自行车在你们门口放着被人偷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撵撵！”８０年代初期的自行车可以算做农民的一件“家当”，而且必须凭票或托熟人才能买得到。我看到老农民着急的样子就主动问他：“谁偷了你的自行车？”他答：“一个小子偷了往东骑上跑了！”我拉上他说：“走！我帮你撵去！”随即我便驾驶三轮摩托车捎着老农民往县城方向追。大约追了五六分钟，前边公路出现一青年骑一辆自行车，边骑边回头看，老农用手一指那小伙：“就是他！”我油门一加嘴里喊到“哪里跑”便直冲上去截住了他，这偷车贼见穿着警服的我便瘫软倒地。我把被贼偷走的自行车归还给老农，把偷车人送往当地派出所依法处理。几天后，《大荔日报》对我这一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了表扬。

这辆三轮摩托车陪我走过两年后，省检察院又先后给我们划拨了一些摩托车，车的性能、质量越来越好，我的工作热情更高。

（作者单位：陕西省大荔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