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 姜明安

就法商话题，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

对法商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姜明安首先对法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法商应该是指一个人的法律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知识，主要指法律方面的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法商；第二是观念，有了知识还要有观念，就是怎么看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不同的观念就有不同的反应，标志着法商水平的不同；第三是能力，指运用法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国民的法商水平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姜明安认为国民法商水平的高低与民告官官司（行政诉讼）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必然联系。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原告方面来看，法商水平提高之后，老百姓敢告、知告、会告、愿告。“敢告”是指不会再害怕，有了告官的勇气；“知告”是讲老百姓知道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政府做了错事可以告、知道去哪里告；“会告”指懂得诉讼技巧，怎么能打赢官司；“愿告”是说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后不再忍耐，愿意去打官司。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告的法商水平提高，行政诉讼也会增多。从前一年行政诉讼案子几千件，现在行政诉讼就比较多了，每年有十几万件，不过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几百万件的民事诉讼来讲还是非常少的，因此我们国民的法商还有待提高。

从被告角度来看，过去政府不愿意当被告，惧怕当被告。那时的观念认为，当被告是丢脸的丑事，于是就想尽办法避免成被告：有的人恐吓老百姓；有的就妥协——该收的不收、该罚的不罚。如果政府官员的法商都提高了，就不存在惧怕当被告的心理，行政诉讼也会相应多一些；但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法商提高后就会依法行政，人权的保障也会相应提高，就会减少纠纷，老百姓也不用去告政府了。

按照我国现在的国情来看，国民的法商水平提高之后，行政诉讼会增多一些，但不会与法商提高的水平成正比例。

法商与公益诉讼

姜明安认为，公益诉讼分两种，一种是行政的公益诉讼，就是告政府；一种是民事的，就是告老板、告企业、告经营人。行政的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也不完全一样，不仅是原告、被告，还涉及到立法者，即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现在我们公益诉讼的范围很小，法律上也没有公益诉讼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才可以去告，郝劲松告铁道部也不能直接告，必须他自己先买了火车票，然后以“火车票涨价损害了自己的权益”为理由去告铁道部。

姜明安认为，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这个不允许告，那个也不允许告，实际上没有必要。他认为应该给法律开一个口子，这就需要立法者提高法商，不然他就会认为太多的诉讼浪费法院的成本，法院受不了。

但必须指出的是，“滥诉”也是法商不高的表现。姜明安说，随着法治建设的完善，整个社会法商水平的提高，老百姓也会分清楚哪些值得诉讼，哪些不值得诉讼。另外，法商水平的提高也表现为老百姓有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观念，解决争议和纠纷的能力提高，能够用更多的渠道例如调解、仲裁、协商等解决问题。

法商与犯罪的关系

姜明安认为，法商的高低与犯罪有一定关系，法商高的人违法犯罪就会比较少，但也不是绝对的。影响犯罪的除了法商还有其他三个因素，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贫困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一个是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不好也会“逼良为娼”；再一个就是道德水平，“法商”水平不等于道德水平，很多事情还需要良好的道德素养约束。

姜明安最后说，通过增加法律知识、改变法律观念、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商”水平，对提高我国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质量，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